魏征

分梨惊文帝
　　传说，当年魏徵小时候魏家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大户人家。全家直系血亲一百多人，谁也不要求分家另过，团结一致，上敬老，下爱幼。主持家中日常事务的当家人，都是未婚少年，一旦长大成婚，就要再换别的未婚男子当家。此事传到隋文帝耳中，他感到稀奇，就趁微服私访的机会，打扮成僧人模样，到魏家控访。到了魏家，文帝见果真是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当家，心中不禁感到疑惑，于是想试一试这孩子的管家能力如何。
　　文帝从兜中掏出两个甜梨，说：“魏公子，贫僧想向你求教家中公平待人之道，请你把这两个梨不偏不倚分给全家所有的人吃，人人都要尝到。”这个魏公子，就是魏徵。虽年纪小，却聪明过人，思维敏捷。他说：“好，谢谢高僧赠梨，请随我来。”随即请文帝一起来到厨房，吩咐说：“这两个梨乃高僧好心所赠，请费心将这两个梨洗净，切开捣碎，放入锅中煮梨汤，请全家老小一齐享用，也不辜负高僧的一片美意……。”
　　见此情景，文帝不禁大吃一惊，从内心里赞叹小魏徵聪慧过人，心想这样处理问题，当然全家都赞成。（载《邯郸广播电视报》2007年1月17日, 文/李振德）

直爽胆大
　　玄武门之变后，有人向秦王李世民告发，东宫有个官员，名叫魏徵，曾经参加过李密和窦建德的起义军，李密和窦建德失败之后，魏徵到了长安，在太子建成手下干过事，还曾经劝说建成杀害秦王。
　　秦王听了，立刻派人把魏徵找来。魏徵见了秦王，秦王板起脸问他说：“你为什么在我们兄弟中挑拨离间？”
　　左右的大臣听秦王这样发问，以为是要算魏徵的老账，都替魏徵捏了一把汗。但是魏徵却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可惜那时候太子没听我的话。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秦王听了，觉得魏徵说话直爽，很有胆识，不但没责怪魏徵，反而和颜悦色地说：“这已经是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

偏听则暗，兼听则明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徵说：“历史上的人君，为什么有的人明智，有的人昏庸？”魏徵说：“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就明智；只听单方面的话，就昏庸（文言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还举了历史上尧、舜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等例子，说：“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够采纳下面的意见，那末下情就能上达，他的亲信要想蒙蔽也蒙蔽不了。”
　　唐太宗连连点头说：“你说得多好啊！”又有一天，唐太宗读完隋炀帝的文集，跟左右大臣说：“我看隋炀帝这个人，学问渊博，也懂得尧、舜好，桀、纣不好，为什么干出事来这么荒唐？”
　　魏徵接口说：“一个皇帝光靠聪明渊博不行，还应该虚心倾听臣子的意见。隋炀帝自以为才高，骄傲自信，说的是尧舜的话，干的是桀纣的事，到后来糊里糊涂，就自取灭亡了。”

智护皇甫德参
　　唐代大臣皇甫德参给唐太宗写了一份意见书，上面批评了三件事：“修洛阳宫是劳民伤财；收地租是加重百姓负担；民间女子梳高髻的时髦习俗，是受了皇宫嫔妃的习染。希望陛下能够采取措施，制止和改变这种现象。”
　　唐太宗接到上书后很不悦，发火道：“皇甫德参的用意是不让国家使用一个劳役，不让收一粒粮食的租税，不让宫中的人留头发！”并打算对皇甫德参严加处罚。
　　魏徵看穿太宗的心思，上前劝道：“自古以来，凡是上书的人，大多数都言词激烈，切中要害，不这样就不能打动皇帝的心。言词激烈，看起来好像是诽谤，其实用心是善良的。即使是狂夫之言，有德行的皇帝也不能置之不理，应当听一听，取它正确的一面，抛弃不正确的一面。陛下千万要慎重从事，万不可因一时的偏见，感情用事，随便处置一个勇于提尖锐意见的人。否则以后还有谁敢在您的面前大胆直言呢？”
　　魏徵的话使太宗心服口服，他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看法，不但没有处分皇甫德参，反而还重重赏赐了他。

憋死鹞子
　　一天，唐太宗得到一只雄健俊逸的鹞子，他让鹞子在自己的手臂上跳来跳去，赏玩得高兴时，魏徵进来了。太宗怕魏徵提意见，回避不及，赶紧把鹞子藏到怀里。这一切早被魏徵看到，他禀报公事时故意喋喋不休，拖延时间。太宗不敢拿出鹞子，结果鹞子被憋死在怀里。

皇后救命
　　有一次，魏徵在上朝的时候，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实在听不下去，想要发作，又怕在大臣面前丢了自己接受意见的好名声，只好勉强忍住。退朝以后，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内宫，见了他的妻子长孙皇后，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很少见太宗发那么大的火，问他说：“不知道陛下想杀哪一个？”
　　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魏徵！他总是当着大家的面侮辱我，叫我实在忍受不了！”长孙皇后听了，一声不吭，回到自己的内室，换了一套朝见的礼服，向太宗下拜。唐太宗惊奇地问道：“你这是干什么？”
　　长孙皇后说：“我听说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徵这样正直，正说明陛下的英明，我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这一番话就像一盆清凉的水，把太宗满腔怒火浇熄了。

魏徵斩龙
　　小说《西游记》里记载了魏徵变成门神的故事：长安附近的泾河老龙与一个算命先生打赌几时下雨，下多少雨，结果为了赌赢犯了天条，玉帝派魏徵在午时三刻监斩老龙。老龙于前一天恳求唐太宗为他说情，唐太宗满口答应。第二天，唐太宗宣魏徵入朝，并把魏徵留下来，同他下围棋。不料正值午时三刻，魏徵打起了瞌睡，梦斩老龙。老龙怨恨唐太宗言而无信，阴魂不散，天天到宫里来闹，闹得唐太宗六神不安。
　　魏徵知道皇上受惊，就派了秦琼、尉迟恭这两员大将，守在宫门保驾，果然，老龙就不敢来在前门闹了。可没过几天，那老龙王又在宫殿后门来找唐太宗算帐，魏徵于是抱剑为唐太宗守后门，这样老龙才不再也敢来闹了。唐太宗体念他们夜晚守门辛苦，就叫画家画了秦琼、尉迟恭两人之像贴在宫前门口，画了魏徵画像贴于后门，结果照样管用。此举也开始在民间流传，秦琼、尉迟恭与魏徵便成了门神，双门左右贴秦琼和尉迟恭，单门贴魏徵。

　　魏徵喜逢知己之主，竭尽股肱之力，辅助太宗理政，已成为太宗的左手右臂。魏徵建言行事，匡正朝政失误，助成贞观之治。太宗曾说：“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并亲手解下佩刀，赐予魏徵。贞观十六年（642年）七月，魏徵染病，卧床不起。太宗手诏慰劳，并说：“不见数日，朕过多矣。今欲自往，恐益为劳。若有闻见，可封状进来。”魏徵不顾疾病在身，又上言数事，对太宗在魏徵生病期间临朝时“常以至公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辟”的言行不一的做法提出了批评。魏徵平素为官清正，生活简朴，以至家无正堂。太宗下令停止营造小殿，用其木材为魏徵建造正堂。建成后，又根据魏徵的好尚，赐给他素屏风、素被褥、几、杖等家物。

　　贞观十七年（643年）正月，魏徵病情恶化，太宗命一中郎将住在他家中，及时通报病情，所赐药膳无数，中使相望于道。太宗与太子两次亲临病榻看望，并而许将衡山公主下嫁给他儿子叔玉。十七日，魏徵病卒。时年六十四。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陪葬昭陵。安葬时，其妻裴氏遵照魏徵的夙愿，以布车载着灵柩。太宗悲恸之极，登苑西楼望丧痛哭，还诏令百官送丧至郊外。并亲自撰写碑文，亲笔书写。他思念魏徵不已，对侍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太宗论定功臣，魏徵得以图像于凌烟阁。他望着魏徵画像思绪万千，遂吟诗曰：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

　　太宗对魏徵的特殊礼遇与尊宠引起了某些人的妒嫉，经魏徵举荐入相的杜正伦、侯君集或以罪被黜免，或以叛逆受诛，因指摘魏徵有朋党；又扬言魏徵将前后谏诤之语抄录给史官褚遂良，太宗信以为真，很不满意，遂终止了衡山公主与魏叔玉的婚事，并下令推倒了亲自书写的纪念碑。直到贞观十九年（645年），太宗亲征高丽，战士死伤数千人，战马损失十分之七八，他深深悔恨这一举动，不禁慨然叹息说：“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于是立命驰驿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徵，又重立纪念碑。

　　魏徵是唐初卓越的政治家，他刚正不阿，素以有胆有识、犯颜直谏而著称，辅弼唐太宗拨乱反正，以成贞观之治。太宗曾说：“为政者岂待尧、舜之君，龙益之佐，自我驱使魏徵，天下乂安，边境无事，时和岁稔，其忠益如此。”史家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说他“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移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这并非是谀美之辞。魏徵的名字与贞观之治将同垂于青史。

极言直谏
　　魏徵备经丧乱，仕途坎坷，阅历丰富，因而也造就了他的经国治世之才，他对社会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而且为人耿直不阿，遇事无所屈挠，深为精勤于治的唐太宗所器重。太宗屡次引魏徵进入卧室，“访以得失”，魏徵也“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对于朝政得失，频频上谏。唐太宗曾褒奖他说：“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不久，迁任尚书左丞。贞观三年（629年）即以秘书监参知国政，进封郑国公。魏徵的直言极谏是著名的，当时以“识鉴精通”而闻名的宰相王珪曾高度评价他说：“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魏徵向太宗面陈谏议有五十次，呈送太宗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切，态度之坚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难以伦比的。
　　魏徵的谏诤涉及面很广，朝廷军国大事的失误自然是他上谏的主要内容。为了医治隋末战乱的创伤，他规谏太宗要与民休养生息，一改隋炀帝奢靡之风，反对营造宫室台榭和对外穷兵黩武；为了社会的安定，他规谏太宗要废除隋的严刑峻法，代之以宽平的刑律；为了政治清明，他规谏太宗用人要“才行俱兼”，对官吏中的贪赃枉法之徒要严惩不贷。在刑赏问题上，他认为刑赏之本在于劝善惩恶，在王法面前，“贵贱亲疏”一律对待；在君主的思想作风上，他规谏太宗要兼听广纳，认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以防止贵臣壅蔽，下情不得上达。他规谏太宗要以“亡隋为戒”，接受历史教训，居安思危，力戒骄奢淫逸。对这些有关国家治乱、社稷存亡的大问题，魏徵在上谏时一向是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对唐太宗的失误批评也是尖锐的。
　　他提倡上书言辞激切，无所顾忌。贞观八年（634），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说：“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太宗看后大怒，要给他定以讪谤之罪。魏徵马上劝谏说，昔日贾谊给汉文帝上疏说：“可为痛哭者三，可为太息者五。”自古上书，都是言辞激切，不这样就不能引起皇帝的警觉，激切并不是讪谤。太宗听后有所悔悟说：“朕初责此人，若责之，则谁敢言之。”魏徵对唐太宗常常是面折廷诤，有时弄得他面红耳赤，甚至下不了台。一次罢朝后，太宗曾余怒未息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又说魏徵“每廷辱我”。不难看出，魏徵的犯颜直谏，往往是一针见血，甚至到了太宗难以忍受的程度。
　　除了军国大事外，魏徵对太宗其他一些不合义理的做法也提出善意的批评。贞观六年（632）八月，长乐公主下嫁，太宗以公主是长孙皇后所生，敕令资妆要倍于永嘉长公主。魏徵上谏，以为长公主尊于公主，公主之礼不应超过长公主。长孙皇后听到此事后，十分钦佩魏徵的刚直敢谏，颇有感触地对太宗说：“尝闻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实乃能以义制主之情，可谓正直社稷之臣矣。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蒙礼待，情义深重，每言必候颜色，尚不敢轻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为之《说难》，东方称其不易，良有以也。”之后，便亲自去魏徵家，赐帛五百匹。魏徵的直言极谏，甚至说出了连长孙皇后也不敢轻易说出的话。
　　尽管太宗对魏徵的尖锐批评一时难以接受，但他毕竟认识到魏徵是忠心奉国，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对他的犯颜直谏曾感叹说：“人言魏徵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当然，唐太宗的开明政治是魏徵屡次极言直谏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回答说：“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这一番话也并不只是谦逊之辞。
　　魏徵对朝政失误的批评，对贞观政治纠谬补缺，多所裨益。太宗已感到自己不可一日离开他。太宗曾把魏徵比作良匠，自己比作金子，金子原在矿石里，它之所以称贵，是由“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史家高度评价魏徵说：“臣尝阅《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

偃革兴文
　　魏徵鉴于隋末人口流亡、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的事实，力劝太宗偃革兴文，实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休养生息政策，表现了他政治上的“致化”思想。太宗即位初，曾与群臣谈及教化百姓之事。太宗认为大乱之后，恐怕难以教化。魏徵则认为：“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他举例说，犹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一样。他还批驳大臣封德彝的“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的说法，认为商汤灭夏桀，周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他又进一步说：“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魏徵坚持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是积极可取的。太宗采纳了魏徵的建议，制定了经国治世的基本国策，对于贞观之治有着深远的影响。
　　魏徵还提出了以静为化之本的施政方针。他认为隋朝虽然府库充实，兵戈强盛，但由于“甲兵屡动，徭役不息”，最后虽富强而丧败，其原因就是因为“动”。在大乱之后，百姓疲敝，人心思治，当以安静为本，“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非微而难察也”。
　　魏徵以静为本的思想，主张社会有个安定的环境，与民休养生息，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为此，魏徵曾屡次劝谏太宗停止兵事，提倡轻徭薄赋，布德施惠。贞观初年，岭南诸州奏说高州酋帅冯盎反叛，太宗将调发江南、岭南数十州兵讨伐。魏徵立刻上谏说：“中国初定，疮痍未复，岭南瘴疠，山川阻深，兵远难继，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他认为冯盎数年“兵不出境，此则反形未成，无容动众。”如果派遣使者，“分明晓谕，必不劳师旅，自致阙庭。”太宗依从了他的意见，不动一兵一卒，岭南果然相安无事。太宗高兴地说：“岭南诸州盛言盎反，朕必欲讨之。魏徵频谏，以为但怀之以德，必不讨自来。既如其计，遂得岭表无事，不劳而定，胜十万师。”遂赐绢五百匹。
　　为了防止劳役百姓，魏徵还劝谏太宗停止周边诸国的入朝贡献。贞观二年，高昌王麹文泰将入朝，西域诸国也欲遣使贡献。魏徵上谏说：“中国始平，疮痍未复，若微有劳役，则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经州县，犹不能供，况加于此辈。”太宗听了，马上下令追回迎接西域使臣的使者。
　　魏徵还劝谏太宗停止一些规模较大的活动，以减少费用。贞观六年，文武百官都以为封禅为帝王盛事，又天下乂安，屡次请求东封泰山，唯独魏徵不同意。他认为尽管太宗功高德厚，国泰民安，四夷宾服，“然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未易任也”。在魏徵的规谏下，又恰遇河南、河北数州闹水灾，遂停止了东封活动。魏徵认识到，帝王崇饰宫宇，奢侈无度的结果必然疲劳百姓。在与太宗谈及此事时，曾以“亡隋为鉴”，说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书籍所传，亦陛下目所亲见”。提醒太宗慎自惕勉，以防重蹈覆辙。
　　太宗曾让在益州及北门制造绫锦、金银器，魏徵上言，劝止此事。他说：“金银珠玉，妨农事也，锦绣纂组，害女工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饥；一女不织，天下有受其寒。古人或投之深泉，或焚之通衢，而陛下好之，愚臣不胜其耻。”
　　太宗在位既久，忘记了俭约的作风。贞观十一年（637），他东巡洛阳，住在显仁宫，因州县官吏供奉不好，大都受到了谴责。魏徵认为这是渐生奢侈之风的危险信号，于是马上给他敲一下警钟：“隋惟责不献食，或供奉不精，为此无限，而至于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当兢惧戒约，奈何令人悔为不奢。若以为足，今不啻足矣；以为不足，万此宁有足耶？”之后，魏徵又上疏，表示“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
　　魏徵的“偃革兴文”的政治思想是符合唐初国情民意的，有利于医治隋末战乱的创伤，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国威远扬。太宗颇有感慨地对宰臣长孙无忌说：“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威慑四夷，远人自服。唯有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安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驿，相望于道。凡以此事，皆魏徵之力也。”

兼听广纳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说：“何谓为明君暗君？”魏徵率直地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他列举了历史上的唐、虞，“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故不塞听与迷惑；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偏听偏信，致天下溃败而不自知，于是他结论说：“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可见，兼听纳下，也是魏徵的政治思想之一，这和他的“致化”思想是相一致的。魏徵主张君主兼听纳下，有利于君主听取臣下的正确意见，以克服君主的主观片面性。帝王久居深宫，视听不能及远，再加上自己的特殊身份，很难了解社会实际。因此，魏徵奏言太宗：“陛下身居九重，细事不可亲见，臣作股肱耳，非问无由得知”。在魏徵看来，只有兼听纳下，才能更好地掌握下情，才不至于被“壅蔽”。这是克服帝王独断专行的作风、减少失误的有效措施。太宗接受了这一思想。贞观四年，太宗曾对侍臣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
　　魏徵认为，开国之初，君主往往能兼听广纳，但很难坚持始终。贞观十四年（640），他向太宗表明了这种思想。他说：“臣观古来帝王拨乱创业，必自戒慎，采刍荛之议，从忠谠之言。天下既安，则恣情肆欲，甘乐谄谀，恶闻正谏。”讽劝太宗要善始善终。
　　兼听纳下不仅只讲君主的思想作风，而且还包含发挥臣下的聪明才智，以使君臣协力，共治天下的思想。魏徵曾上疏太宗说：“臣闻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契同心，合而成体。体或不备，未有成人。然则首虽尊极，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借股肱以致治。”他说明君臣共为一体的道理，强调了臣下的股肱作用，指出了君臣同心同德，才能导致天下大治，如果君主闭目塞听，“委弃股肱，独任胸臆，具体成理，非所闻也”。魏徵的这种君臣一体，同心求治的思想博得了太宗的赞赏，他曾多次对臣下说：“既义为一体，宜协力同心。”
　　魏徵从治乱得失的比较中，提出的君主要“兼听纳下”的政治思想对于调整君臣关系也起了积极作用。在封建专制的时代，君臣关系处于既统一又对立之中。魏徵在奏疏中引用了孟子的话说：“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他主张君主对大臣要诚信不疑，如“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这样“上下相疑，则不可以言至治矣”。因此，君主对于臣下的信任是至为重要的。
　　唐太宗在实践中推行了兼听纳下的思想，调整了君臣关系，改变了帝王传统的孤家寡人做法，臣下对朝廷施政中的失误之处上书规谏，纠缪补缺，匡弼时政。君臣和舟共济，集思广益，上下同心，从而开创了贞观年间的谏诤成风的开明政治。

知人善任
　　在一次奏疏中，魏徵援引了管仲回答齐桓公在用人问题上妨害霸业的五条，一是不能知人，二是知而不能用，三是用而不能任，四是任而不能信，五是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可以说，知、用、任、信、不使小人参之，基本上概括了魏徵的吏治思想。知人是用人的首要问题。在用人问题上，魏徵特别强调君主的知人。他给太宗上疏说：“臣闻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国。万国咸宁，一人有庆，必借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则庶绩其凝，无为而化矣。”魏徵指出君主知人，才能任用忠良、俊乂之士，这是“无为而化”、天下致治的先决条件。
　　魏徵认为识别人臣的善恶是知人的一个重要内容。贞观六年，太宗与他谈及了“为官择人”一事，他回答说：“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怎样才能“审访其行”呢？就是要注意对官吏的严格考察，他说：“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魏徵认为在不同的环境中，观察人的所作所为，是考核官吏才行的时机。
　　在不同的时期，在用人标准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天下未定之时，一般是“专取其才，不考其行”，天下太平之时，“则非才行兼备不可任也”。他的这一用人思想，是和变化的客观形势相适应的，也是可取的。
　　贞观五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天才无行，与侍御史李仁发俱以告讦得到了太宗的恩宠，因此他俩更是有恃无恐，任意弹射，不少大臣受到谴责，心中愤然不平。魏徵认为告讦并非正直，进谗言只能是陷害大臣，也不是忠的表现，即上谏太宗说：“万纪等小人，不识大体，以讦为直，以谗为忠。陛下非不知其无堪，盖取其无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万纪等挟恩依势，逞其奸谋，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厉俗，奈何昵奸以自损乎！”魏徵直言批评了唐太宗以告讦为正直、重用奸佞小人的错误做法，太宗开始默然不语，后来觉得他说的有理，赐绢五百匹。扬长避短是魏徵用人的一个卓越思想。他在奏疏中比较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舍其所短”。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人都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魏徵主张“因其才以取之”，要扬其长而避其短，不能因其短而掩其长。他的这一用人思想，祛除了求全责备的弊病，拓宽了用人之路。
　　赏罚分明，不徇私情，也是魏徵的用人思想中的一个内容。他在奏疏中，曾深入地谈论过这一问题，他说：“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贞观三年，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罪被罢免官职。相寿曾是秦王府幕僚，凭借这一关系，他请求太宗宥免。太宗赐绢一百匹，还命他仍任旧职。魏徵知道后，立即进谏说：“今以故旧私情，赦其贪浊，更加以恶赏，还令复任，然相寿性识未知愧耻。幕府左右，其数众多，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太宗欣然接受了他的批评，改变了原来的做法。
　　魏徵反对重用宦官。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屡次以宦官充任使者，他们回京后又妄加弹奏，常使太宗发怒。魏徵即上奏说：“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谮，为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无所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绝其源”。太宗听后高兴地说：“非公，朕安得闻此言！”魏徵在唐初已看到重用宦官的隐患，并劝太宗要为子孙后代着想，表现了他在用人方面的卓识远见。唐后期的宦官专权也恰好印证了他对宦官“为患特深”的英明预言。

居安思危
　　魏徵在与唐太宗等人讨论创业与守业之难时说：“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敝，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这里，虽然魏徵对披坚执锐、出入生死的创业之难估计不足，但分析守成之难却是鞭辟入里的。魏徵认为，要守成帝业，使国家长治久安，最重要的就是居安思危。贞观五年，太宗谈到虽然国内相安无事，四夷宾服，但自己仍“日慎一日，惟惧不终”。魏徵则回答说：“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魏徵熟谙历史，见历史上不少帝王都以居安忘危、骄奢怠惰，因而天下大乱，因此在贞观六年与太宗谈论古代帝王兴衰时说：“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他认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是由于帝王忘乎所以，无心政治，因而导致了国家的危亡与覆灭，以此提醒太宗，要小心在意，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魏徵常以亡隋为借鉴，以说明居安思危的迫切性。贞观十一年（637年），他接连上疏，反复强调“以隋为戒”的重大意义。在奏疏中说：隋“统一寰宇，甲兵强盛，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土崩瓦解，原因何在呢？是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因此他告诫太宗“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并表示“臣愿当今之动静，思隋氏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魏徵总结隋亡的教训，作为太宗治理国家的一面镜子，以做到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诗经》所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几乎成为一条规律。魏徵明了这一点，他在奏疏中说古代帝王“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原因何在呢？他解释说：“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当志得意满之后，玩物丧志，骄奢淫逸。因此，他特别告诫太宗“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他这种慎终如始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是保证帝业兴盛不衰的重要因素。
　　从善始慎终的政治思想出发，魏徵特别留意观察太宗政治上的变化，及时提醒他注意。贞观六年，太宗与侍臣论安危之本，及这段时间政事如何时，魏徵认为政事不如贞观之初。他比较说：“贞观之初，陛下志在节俭，求谏不倦。比来营缮微多，谏者颇有忤旨，此其所以异耳！”魏徵有的放矢，太宗听了心悦诚服，拍手大笑说：“诚有是事。”
　　此后，魏徵还经常劝谏太宗要保持即位之初孜孜求治的思想作风。贞观十一年（637年）五月，他上疏说：“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批评了太宗政事不如贞观之初，并指出：“陛下往以未治为忧，故德义日新；今以既治为安，故不逮。”他列举了不少太宗勉强从谏的事例，说明与贞观之初从谏如流的作风大不一样。太宗听后很满意，褒奖他说：“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贞观十三年五月，魏徵乘太宗诏五品以上官上封事之机，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政事不如贞观之初的事实，上奏太宗，这就是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疏中列举了太宗搜求珍玩、纵欲以劳役百姓、昵小人、疏君子、崇尚奢靡、频事游猎、无事兴兵、使百姓疲于徭役等不克终十渐，批评了太宗的骄满情绪，再次提醒他慎终如始。太宗看完奏疏后，欣然接纳，并对他说：“朕今闻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有违此言，当何施颜面与公相见哉！方以所上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兼录付史官，使万世知君臣之义。”遂赐黄金十斤、马二匹。

文化功绩
　　贞观二年（628），出任秘书监之职，主管国家藏书之事。上书言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图书。太宗令他领写四部群书。置雠校者20人，书手100人，校写秘阁图籍。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灿然具备。他改职之后，令虞世南、颜师古等硕学名儒续任秘书监之职。主撰《隋书》，其《经籍志》虽出于于之宁、李淳风等众人之手，但总领其书。《隋书·经籍志》参考了阮孝绪《七录》体例，以《汉书·艺文志》之法，利用隋代遗书14 466余部，89 666余卷，与《隋大业正御书目录》核对，按经、史、子、集四部，下分40类，著录存书3 127部，36 708卷，佚书1 064部，12 759卷。对考南北朝、隋代的藏书有帮助。在著录方法上，每类下录书名、卷数、作者、时代、官衔、内容提要、真伪、存亡或残缺。以究学术之发展、考流别之变迁。为我国现存最古的第二部史志目录，是研究古代书目史的重要文献。他在《隋书经籍志·总序》中，对古代藏书的兴亡更替作了历史的总结，丰富了藏书史研究的内容。贞观七年（633），任侍中，封郑国公。著有《隋书》序论，《梁书》、《陈书》、《齐书》总论。主编有《群书治要》。

　　魏徵早年做过道士，所以道家思想在他的治国方略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反复劝谏唐太宗要以无为为本，与民休息，这样天下才能清净自定。在他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中，还坚持认为：“陛下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遐荒。考之于今，其风渐坠，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何以言之？汉文、晋武俱非上哲，汉文辞千里之马，晋武焚雉头之裘。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取怪于道路，见轻于戎狄，此其渐不克终一也。”唐太宗自己也曾说：“朕夙夜寅畏，缅惟至道，… …今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

　　在法律思想上，遵循封建儒家正统，强调“明德慎罚”，“惟刑之恤”。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德、礼、诚、信：一个明哲的君主，为了移风易俗，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光凭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他把治理国家之需要有刑罚，比作驾车的人之需要有马鞭，马匹尽力跑时，马鞭便没有用处；如果人们的行为都合乎仁义，那么刑罚也就没有用了。但法律或刑罚毕竟是不可少的，他认为法律是国家的权衡，时代的准绳，一定要使它起到“定轻重”、“正曲直”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执法时“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而决不可“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否则便不可能求得“人和讼息”。这一点对君主来说尤其重要。所以在进谏时，他总是特别要求太宗率先严格遵守法制以督责臣下。在听讼理狱方面，他特别强调“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主”，做到“求实”,而不“饰实”，严防狱吏舞文弄法,离开事实去严讯旁求,造成冤滥。他自己每奉诏参与尚书省评理疑难案件，都按照这些思想,着眼于大体,公平执法,依情理处断，做到“人人悦服”。这些又跟黄老道家思想非常相似了。

史学著作
　　魏徵所著有《隋书》的《序论》和梁、陈、齐各书的《总论》，另有《次礼记》20卷，和虞世南、褚亮等合编的《群书治要》（一名《群书理要》）50卷。他的重要言论大都收录在唐时王方庆所编《魏郑公谏录》和吴兢所编《贞观政要》两书里。《新唐书·艺文志》云：“魏徵《谏事》五卷，又《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二卷。”

个人诗篇
　　《赋西汉》《横吹曲辞·出关》《暮秋言怀》《奉和正日临朝应诏》

礼乐作品
　　郊祭系列
　　《五郊乐章·肃和》《五郊乐章·黄帝宫音》《五郊乐章·黑帝羽音》《五郊乐章·舒和》《五郊乐章·青帝角音》《五郊乐章·肃和》《五郊乐章·雍和》《五郊乐章·赤帝征音》《五郊乐章·雍和》《五郊乐章·白帝商音》

　　太庙系列
　　《享太庙乐章·永和》《享太庙乐章·长发舞》《享太庙乐章·大基舞》
　　《享太庙乐章·肃和》《享太庙乐章·大成舞》《享太庙乐章·永和》《享太庙乐章·雍和》

　　魏徵是唐代巨鹿人，唐代巨鹿为今邢台市巨鹿县，唐代邢州（今邢台市）也曾改名为巨鹿郡，遍观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新中国至今的历代史志、碑铭、家谱、铁像、祠堂、诗文等，关于魏徵是巨鹿人的记载，多如牛毛，因此魏徵是今邢台市巨鹿县人，是没有疑问的。

唐代记载
　　唐代吴兢《贞观政要》中记载：魏徵，钜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内黄。
　　唐代欧阳询书《唐京兆开元寺钟铭》碑刻铭文中记载：秘书监检校侍中钜鹿郡魏徵撰。
　　唐代杜淹《文中子世家》中记载魏徵是巨鹿人
　　唐代《九成宫醴泉铭》也记载魏徵为巨鹿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贞观政要》等这些唐代成书的文章要比五代时的旧唐书和宋代时的新唐书早几百年。因此更有权威和参考价值。

五代记载
　　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魏徵本传》中记载：生于周大象庚子，名征，字玄成，巨鹿（今河北巨鹿）人。

宋代记载
　　比欧阳修的新唐书早约100年的《太平寰宇记》中记载：魏徵是巨鹿人
　　和欧阳修编著的新唐书同时代的司马光编著的《资治通鉴》记载魏徵为巨鹿人。

元代记载
　　元代大学士虞集所撰《顺德路魏文贞公宋文贞公祠堂记》说记载魏文贞公征是顺德路巨鹿9今邢台巨鹿县）人。
　　元代王守正所编《道德真经衍义手抄》记载：“宰相魏徵，钜鹿人也。时上疏谏之”钜鹿即为今邢台巨鹿。

明代记载
　　明代巨鹿县《魏相祠记》中记载：此巨鹿为公桑梓，铜马之墟，印垄榛莽。
　　明代顺德府建造有《三文贞公祠》，在祠堂记中也明确记载魏徵是巨鹿人。
　　明代《顺德府志》、《巨鹿县志》均记载魏徵为巨鹿人。

清代记载
　　一、　清代台州市《魏氏宗谱》
　　清代台州市《魏氏宗谱》记载魏徵为顺德府巨鹿人，“魏徵厥里居固直隶顺德府钜鹿县人”，直隶顺德府钜鹿县即为今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浙江省台州市魏玉生先生于2004年给邢台巨鹿县来信谈：“我在一份资料上看到有关魏徵故里的争议，现将我们台州魏氏族谱中的记载，提供给你们参考。
　　1、台州魏氏在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修谱序言中记载：‘魏徵厥里居固直隶顺德府钜鹿县人’（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
　　2、台州魏氏始祖魏宗谅是魏徵的曾孙，也是钜鹿县人。其《魏氏族谱》中记载：“魏徵子叔瑜、孙华、曾孙宗谅。族谱中记载魏宗谅的家乡是‘直隶顺德府钜鹿县’。”
　　这封信已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魏徵故里是现今之河北省邢台市钜鹿县。同时也揭开了一个谜，即《贞观政要·魏徵传》载：“魏徵钜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内黄”，其“近”在何时？据查《贞观政要》约成书于720年。而魏宗谅于公元710年之任台州刺史。由此推断则徙家当为710至720年之间，方可谓“近”。
　　二、清代光绪年间兰溪市《魏氏家谱》
　　清代光绪年间兰溪市《魏氏家谱》明确记载，兰溪魏姓始祖系唐代名臣魏徵，出于巨鹿郡（唐代巨鹿郡为今邢台市），这套家谱共分四卷，前三卷为清光绪年间的印刷本，后一卷为手写本。据介绍，该家谱最后一次重修是在清代光绪二十四年，家谱记载了初唐至清朝光绪年间兰溪游埠魏家村魏姓家族的繁衍、生息情况。家谱中不但有魏徵等家族中名人的介绍及画像，还收录了清代皇帝对魏家所下的诏书。据家谱记载，魏姓最早出于河北巨鹿郡(今邢台市），而兰溪魏姓则是在宋代由福建建宁迁入。

民国发现
　　民国时期北宋邢州巨鹿古城发掘出唐代时期的巨鹿魏徵祠堂和魏徵铁像也证明魏徵是邢台巨鹿人。
　　1918年，河北邢台巨鹿县遇大旱.漳河水干.民众打井自救.无意中挖出大批古陶瓷.顿时引起国内外轰动.知识界与考古界极为震惊.天津博物院于1920年亲临巨鹿进行考古调查，1921年，北京历史博物馆对巨鹿故城三明寺进行正式发掘。
　　考古发现：钜鹿城南门内路东靠北有一处唐代建筑物“魏徵祠堂”，祠堂内有唐代所铸的魏徵铁像。有人要发掘该祠堂。因南门外有一小村村民皆姓魏，言称为魏徵后人，前来阻止发掘，所以保存未毁，解放后魏徵铁像不知所踪。

《辞海》记载
　　1999年版《辞海》对魏徵词条进行了修改：“魏徵，唐初政治家。字玄成，巨（钜）鹿人，后移居相州内黄。”依据不再是新唐书也不是旧唐书，而是《贞观政要》，可以说魏徵故里是巨鹿得到专家一致认可，也还了邢台巨鹿一个清白。
　　和邢台多如牛毛的史志、家谱、碑刻、诗文、祠堂、文物等都记载魏徵是巨鹿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馆陶县地方史志和文物在明代以前对魏徵毫无记述，同样晋州的地方志最早记载魏徵的也是在明代，之前无任何文物可考，但是关于魏徵是邢台巨鹿人的记载则跨越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新中国的各种史志、家谱、碑刻、诗文、祠堂、文物等，这些都明确而清晰的说明魏徵是巨鹿人。